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巩再拜。
《寄欧阳舍人书》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寄欧阳舍人书》注释
去秋：当指庆历六年。
先大父：去世的祖父。曾巩祖父曾致尧，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人仕后，坚守刚直，敢于言事，屡遭贬斥，历知州府，终户部郎中，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卒于官，享年六十六岁。
墓碑铭：指欧阳修所作《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文中说：“庆历六年夏，其孙巩巩其父命以来请曰：‘愿有述。’遂为之述。”即指此事。
感与惭并：感激与惭愧之情同时而来。
铭而见之：作铭文使其显现。《礼记·祭统》：“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
“或纳于庙”三句：意谓铭文或人家庙，或存墓中，其用意相同。
生者得致其严：谓活着的人能借以表乐自己尊敬之情。严，尊敬。
喜于见传：谓积善之人乐于见到自己的好处流传于世。
勇于自立：奋发起来有所建树。
无有所纪：没有什么事迹可记。以愧而俱：因以惭愧和畏惧。
足为后法：足以作为后人的楷模。
“警劝”三句：意谓铭的替恶勉善的作用，不与史书相近，那又与什么相近呢？
一欲：一心只想。
不本乎理：不根据事理。
皆务勒铭：都致力于刻立碑铭。
以：用以。
不实：不合事实，意谓虚夸。
常观其人：应当察看撰写铭文的人本身怎么样。
非人：不适当的人。
非公与是：意谓写出的铭文就不公平和不合事实。
传后：传于后世。
“非畜道德”二句：意谓不是积蓄有道德素养而又能写好文章的人，是不能做到“公与是”的。
于恶人：对于恶人。不受而铭之：不接受为他作铭的请求。
辨：辨别清楚。
情善而迹非：心情从善但表现出的事却不好。
意奸而外淑：立意奸诈但却表现出善良的样子。
“有善恶相悬”一句：有善有恶极其悬殊，却又不能切实加以指出。
实大于名：实际表现大于名声。
名侈于实：名声超过了实际表现。侈，夸大。
恶：怎么。
惑：困惑、迷乱。
徇：偏于私情。
文章兼胜：文章也相应写得好。
并世而有：同一时期出现。
固：诚然、确实。
卓卓：突出貌。
幸遇而得铭：幸运地相遇而又能得到对方撰写铭文。
衋然：伤痛的样子。
睎：仰慕。
推一赐于巩：推恩一次给我。指欧阳修应其所请，替他祖父作墓碑铭。
三世：指曾巩自己以及他的父亲、祖父三代都荣受恩惠。
“其感于报”二句：那感激与报答之心，应当怎么样使之实现呢？
抑：然而。
进之：使之学有所进。屯蹶困苦挫折。
否塞：闭塞不通。屯、否，皆《易》卦名，象征艰难阻塞，时运不通。巩之先祖曾致尧为官刚直，多次遭贬，故云。
显之：使其平生事迹得到显扬。
不出世：不显露于世，即政治上不遇于时。
进于庭：意谓拜入您的门下。
潜遁幽抑：隐逸困顿。
有望于世：对于世事前途有所期待。
辱：谦词，犹言承蒙。
敢：自言冒昧之词。
谕：谕示。旧时上告下的通称。
世族之次：指曾氏家族的世系排列。按欧阳修在《与曾巩论世族书》中，指出曾巩在陈述家族世系次序排列中，依年代考证有多处不合，故“虽且从所述，皆宜更加考正”。从中可见欧阳修的求实精神。
敢：岂敢。
加详：加以详细考查。这是曾巩对欧阳修来信论及曾氏世族一事的表态与回答。
不宣：不一一细说。旧时书信末尾常用语。
《寄欧阳舍人书》赏析
第一段，文章内容结构上的“起”，叙写信之由。“去秋人还”，“人还”犹如说“墓志铭收到了”，交代之意，“蒙赐书”及撰“铭”，点明写信之由，“反复观诵”，侧面写出欧文之精采，及作者爱不释手的情景，“感与惭井”，写作者对欧阳修的感激与敬佩口惭，弓l申为自愧弗如之意，显示着敬佩之情。起首赛事二十余字，共四层意思，简洁精当，意蕴深长。
第二段，文章内容之“承”。本段承上文“撰铭之谢”展开，叙及撰写墓志铭的愈义。作者在段首即概括了本段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以史作臂，把铭志的惫义浅显地表达出来。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史，实录善恶之行；铭，只书美善之德，有褒扬美善之义，故人恶则无铭志之撰；此其异。次言铭、史之同：社会作用相同，即替恶劝善的作用相同。“劝”，“勉励”之意。铭志，对好人是一种鼓励，美德得到彭显，流芳后世，死而无憾，活着的人，可以凭借铭志申达敬意，因此，铭志之撰，使好人，“勇于自立”；铭志，对坏人是二种警诫，一想起死后无善可述，就又愧又怕。这一段以史为臂，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替劝之道”。
三、四自然段，文章内容结构之“转”。前一部分写的是“古墓铭之美义”；这一部分，写“今墓铭之恶弊”及纠除弊害的条件。由美而及于恶，由古而及于今，内容是为一“转”，这一“转”，其实正是内容的又一纵深发展。
第三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不实”。文章从两个方面剖析了铭不得实的原因：一方面是请铭的人，一心要美誉显扬他们的亲长。于是就不根据事理本来面目撰铭，所以恶人也可以凭虚美夸粗于后世，另一方面是“立言者”，即撰铭之人，受人请托，倘写恶德，则有悖于人情，所以不得不为溢美之谥。其次，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传者盖少”，能传世的铭志很少。上至公卿，下至里巷之十，大家“莫不有铭”，鲜有流传者于世是何原因，作者一语破的：“托之非人，一修之非公与是”，撰写墓志铭的人，倘非正直有德之人，撰文亦不公止与正确，一派奉承阿谈之词，就不能行世而传后了。尽管今铭之恶弊，产生有“请托者”和“立言者”两方面的原因，但作者从文学家的角度剖析问题，还是重在立言者的责任方面，因此，在文字上，本段就立言者的论述，贯穿全段；而请托者只是数语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文字处理，也使“立言者”的论题更加突出。
第四段，承上段“立言者”的论述，这一段特别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即是说，立言者一方面要有很高尚的道德修养；一方面，又要很有文采，擅写文章，第三段曾谈及今铭二弊：一是“不实”；一是“不传”。第四段针对“不实”之弊，提出“畜道德”；针对“不传”之弊，提出“能文章”；环环相扣，论述层次严谨、周密。作者在此段先总提出“畜道德而能文章”的论点。然后再按顺序分说“畜道德”与“能文章”。
“畜道德”，言道德修养对于文章识见的影响：一是，德者必不肯受托于恶人行滋美、虚美之撰；二是道德的修养能带助人区分现象与本质的复杂表现：社会上，有内心善良而行为却有不端之嫌者；有内心奸诈。外表却具善良之象者，有其行髻恶悬而难决者；有实大于名者；有名大于实者。事物如此纷纭复杂，唯有德之上才能具有德之识，独具慧眼，看透本质，不为表像迷惑。做出正确判断。唯有德之士，才能公正不阿。不殉私情。他们笔下的铭文，才具备“公与是”的标准。
论及“能文章”，曾巩认为，辞采不美，文章不会流传于世，只有“文章兼胜”才行二胜，佳妙之谓，“兼胜”，这是文章流传的条件。最后，又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作了小结。
这一小段叙述层次是：先总说——次分说——再总说，条理清楚，结构严谨。
第五、六两段，文章内容结构之“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舍人之身，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德。曾巩撰此文时，这两段未始不是文章的“重头”部分，作为感谢信，作者的感激与颂扬，正是文章的重点，所以文字笔墨也用了许多。但从鉴赏角度看，倒是前几段更重要。曾巩意在写一封感谢信；而如今曾巩的“墓志铭论”或“立言论”成了重点，因此，后两段简单介绍：一是曾巩盛誉欧阳修“蓄道德”的问题：欧阳修由于一贯坚决支持庆历新政，且文章锋芒毕露，如《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遂深为保守派嫉恨，制造事端。京城流言四起，谏官钱明逸据此弹劝欧阳修。指责他与甥女关系暖昧。《宋史·欧阳修传》载：“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欧阳修身披污名，百口莫辩，曾巩在《上欧蔡书》中，仗义执言：“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夭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曾巩为此可以说是激愤到极点了，至于“废食与寝”。在这种背景下，曾巩特别推重欧阳修的道德之贤，认为欧阳修是“数百年而有”的德才兼具之士，这应视为是深有意味的，也是对流言的一种反击。
另外，曾巩盛誉欧阳修之“道德文章”，是“数百年而有者”，说的也是实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韩、欧分别为唐宋两代文学运动的领袖，推动了两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说欧阳修是中国文坛上“数百年而有者”。确实是句实在话，决不能视为一种吹捧。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行文曲折。此文作为一封感谢信，起首并不言谢字，而是纡回曲折，慢慢道来。先论及古代撰写墓志铭的社会意义，在于褒扬美善；进而论及今之墓铭的流弊，即“不实”、“不传”；在论及流弊时，特别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提出只有立言人“畜道德而能文章”，才能格守“公”与“是”的原则，才能“文章兼胜”，从而传世；既而，又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世代罕有，文章至此才推出欧阳修来，盛誉欧阳修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是韶所谓数百年而有者”，并深致谢意，这才说到了感谢信的正题。文章由远及近，从古及今，由虑及实，从泛论而及于欧阳修之身。曲径通幽，层层递进，正是这种“纡徐”之笔，把作者的感谢与敬佩，表达得酣畅淋漓。
《寄欧阳舍人书》鉴赏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寄欧阳舍人书》创作背景
曾巩十分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六年）夏，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即写此信致谢。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庆历七年），作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