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
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
浮杯小摘开云母，带露全移缀水精。
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芳荣。
《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译文
陶渊明诗中只是采黄菊的黄精。郢都歌曲中新传唱阳春白雪的白雪花英。
白色不同于黄在篱笆墙下发展，繁盛的白花繁白好像从月亮银水中出生。
分开来仔细观看，它晶莹剔透，如同云母一样玲珑。从整体上观察，那洁白纯净的花瓣上带着一串串透明的露珠，如水晶般明亮。
偏偏称心的五字诗人客对您含着鸡舌香的郎官来称赞，您如这白菊花从此得地就开始欣欣向荣了！
《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注释
马郎中：即前水部马郎中。《移白菊见示》是马郎中的诗。
陶诗：东晋诗人陶渊明之诗。
黄金实：指菊花。陶渊明爱菊，诗中多有对菊花的赞美。
郢曲：郢是战国时楚国都城，郢城中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等歌曲。此借《白雪歌》引出白菊之英。
素：白。素色：白色。
小摘：喻花未盛开。云母：谓花似白云母。
水精：即石英。此形容菊上露珠之晶莹。
称：适合。
含香：鸡舌香，即丁香。陈藏器以鸡舌香为丁香母。宋时按沈括考究诸义直是丁香无疑。《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应劭为汉侍中，年老口臭。帝赐鸡舌香含之，后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芬芳。
五字客：据《世说新语》所载，魏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写完后上呈，却不合景王之意，让他再行决定。但虞松思路枯竭，半天不能更改，心想此事，面带难色，当时钟会见之便拿过来看，为他改定了五个字，虞松心悦诚服。再送景王之时，景王惊问虞松，虞松吐实之后，景王叹道：“如此大才，应予重用。”。
得地：犹得所。
《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赏析
菊花历来是诗人笔下的爱物。东晋陶洲明就以爱菊闻名。尤其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更抬高了菊花的“身价”。不过人们赏菊，多数人喜欢黄色的金菊。而不大喜欢寒素的白菊。唐人也是如此。刘禹锡就在诗中写过当时“家家菊尽黄”（《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嗜好，因为“白花冷淡无人爱”（白居易《白牡丹》）。而李商隐这首诗则专为白菊写照，极言其美。
诗一开头便写道：“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实”即花。晋代潘尼《秋菊赋》中就有“真人采其实花”之句。“英”也指菊花。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诗句。“郢曲”与“白雪”都是用典。宋玉《砖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楚国都城）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园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诗人觉得东晋陶渊明在他有关菊花的诗作中只写黄菊，不写白菊，似乎不大公平（其实不是不写白菊，我国汉魏及两晋还没有培育出白菊），所以马郎中移栽白菊，并以白菊赋诗，真是难能可贵，其诗作如同《阳春白雪》之曲那般高雅，和者盖寡啊！
接下去，诗人便着力刻画白菊之美。三、四两句：“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主要刻画白菊之色，而“移”字也随手带出。就色而言，白菊冰肌雪骨，如白玉琢成，似秋霜初降，确实不同于篱下生长出来的黄菊。它那晶莹洁白、玲珑剔透的花朵似乎是从月宫生长出寿的，哪是人世间的凡花俗卉呢？
五、六两句又一分一合更细致地描写白菊：“浮杯小摘开云母，部露全移缀水晶。”“小摘”是分开来看，“全移”是合观一体。此处诗人采取他贯用的写作手法，绕开描至对象本身，别出心裁，以他物出之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舛巧”。（《文心雕龙·神思》），如果直相描写白菊本身容易直白无味，所以诗人便采用比喻的手法，借物之亡者以喻白菊，浮杯小摘，即分开来帝细观看，它晶莹剔透。如同云母一样玲珑。再“带露全移”，从整体上观察，那洁白纯净的花瓣上带着一串串透明的露珠，真如水晶一般明亮这一联笔法精妙，极尽白菊之态。
七、八两句：“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方荣。”着重赞扬马郎中其人及其移植白菊之事。清人陆昆曾评论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说：“含香句，谓花与人称。一经郎中移植，便庆得地。而芳荣自此始矣。”（《李义山诗集注》）。“含香”与“五字客”都是用典。《汉旧仪》中说：在汉代，尚书郎奏事于光明殿。而殿中用胡粉涂墙壁，尚书郎“趋走丹墀。含鸡舌香（即今丁香），伏其下奏事。”另据《世说新语》所载，魏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写完后上呈，却不合景王之意，让他再行决定。但虞松思路枯竭，半天不能更改，心想此事，面带难色，当时钟会见之便拿过来看，为他改定了五个字，虞松心悦诚服。再送景王之时，景王惊问虞松，虞松吐实之后，景王叹道：“如此大才，应予重用。”此处“含香”与“五字客”是赞扬马郎中其人。白菊为大多数人所不赏，却遇到马郎中这样如钟会一样文采风流的知音，生得其地，也可以一显芳荣了。
这首诗句新意关。表现在：诗人写白菊之色不从白菊本身着笔，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之。先是疑白菊生自月中。后又用云母水晶来比方。新颖别致，翻空出奇，同时本诗又使用了一些典故，美不胜收。
《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这年春天，李商隐全家迁到永乐（今山西芮城附近）居住。诗人来到这里后生活很清闲，因为在这一期间他因家母丧而去官在家安住，暂时远离了复杂的政治舞台，住“蜗牛舍”，饮松酌酒，又弄琴笙，赏花草，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此诗就是诗人当时悠闲心境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