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
或曰：“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罴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罴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项籍》译文
我曾经评论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但是没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但没有夺取天下的气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气量，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这三个人，终生没有成功。况且不丢弃一部分，就不能得到有利的全局形势；不克制欲望，就能不尽收天下的利益。所以土地有时可以不占领，城地有时不进攻，胜利有时不享受，失败有时也不回避。它来了不喜悦，它失去也不愤怒，让大局自然发展，而缓慢地后发制人，才能有所成就。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的才能，后来却死在垓下，不用困惑。我观察他钜鹿一仗，看到他谋略不长远，气量也不大，何尝不怪他死于垓下太晚啦。正当项籍率兵渡黄河，沛公刘邦才开始整顿军队向函谷关进军。项籍在这时，假若赶快率领军队打向秦朝廷，利用军队之锐气发挥作用，要以占领咸阳，钳制天下。（他）不懂得这样做，却抓住微细和秦朝将领去争短时间的性命。既保全了钜鹿，还徘徊在河南府、新安之间，到函谷关时，刘邦已进入咸阳几个月了。这时秦朝民众已归附刘邦而仇恨项籍，大局势形成不可勉强使民众臣服。所以项籍虽将刘邦迁往汉中而最后定都彭城，让刘邦能够回去并安定三秦，天下的大势，已在汉而不在楚了。楚军虽然百战百胜，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项籍死于垓下的预兆是钜鹿之战。
有人说：“即使这样，项籍一定能占领秦朝廷吗？”答：“项梁一死，章邯就说对楚军不必忧虑了，所以转移军队讨伐赵，有轻视楚军的心理，但秦军的良将精兵都被消灭在钜鹿一战。项籍诚然能用敢死的勇士，攻击他轻敌少而弱的军队，入据咸阳就容易了。况且快灭亡的秦军守关，与刘邦的军队守关，好坏是能知道的。刘邦进攻函谷关，与项籍进攻函谷关，好坏也是可以知道的。用秦军守关，但刘邦攻破了它，刘邦的军队守关，项籍攻破进去了，那么用秦军守关，项籍还不能攻入吗？”
有人说：“秦国可以攻进去，又怎么救赵呢？”答：“老虎刚捕捉到鹿，熊罴占据了它的洞穴，并搏击虎子，老虎怎能不丢下鹿而回去，回去虎子被熊罴撕碎吃掉是明摆着的。《孙子兵法》所说：进攻的地方是敌方必然去援救的要害。假使项籍攻入函谷关，王离、涉间必然放弃攻赵而救老窝，项籍再依据函谷关迎头痛击，赵会同诸侯援救的十多营军队从后跟上，歼灭秦军是必然的。这样项籍一举解除赵的围困，又收获占领秦国的功劳。战国时，魏国讨伐赵国，齐军出兵救赵，田忌率军急赴大梁，因此保存了赵国而攻下了魏国。宋义号称懂兵法，却不了解这点，屯兵安阳不进攻，还说等待秦军疲敝。我担心秦军还没有疲敝，而刘邦已抢先占据了函谷关。项籍与宋义都失策了。
正因如此，古代夺取天下的人，经常先策划所守的地方。诸葛亮放弃荆州而迁往西蜀，我知道他不能有大作为了。况且他也曾出现过大的危险。他以为有剑门关，可保不灭亡。我曾经观察蜀中的险要，可坚守而不可出击，如出击无法后继，小心谨慎以求自我完善，还怕不够。还能够控制中原吗？秦、汉两朝的旧首都，肥沃的土地千里，大川大山，真可用来控制天下，又怎么不可以脚放置如同剑门关的地方，然后说天险呢？当今的富人，必然居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让他的财物在天下流通，然后可以收获天下的利益。有小气的男人，得到一只描金的木盒子却藏在家里，守住大门保护它，这是求得不丢失，不是寻求致富。如果大强盗来了，抢劫又夺走了它，又怎能知道它真的不失掉呢？
《项籍》赏析
《项籍》苏洵的一篇论文，项籍即项羽，是三国时期的大将。苏洵的这篇《项籍》不同于其他论述项羽的文章，没有赞颂项羽作战英勇，也没有替他的遭遇感到惋惜和同情，而是分析了项羽战败的原因，认为项羽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缺乏谋略，犯下了战略性的错误，才失去了掌管天下的机会。
苏洵首先通过对比指出项羽具有夺取天下的能力，将项羽跟曹操、刘备进行了比较，进而得出了曹操、刘备失败的原因，通过这三人的优劣，苏洵得出想要得天下，必要有所舍弃，必要有所思考的结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方针。
苏洵也没有直接否定项羽，而是肯定他的军事才能，对他的作战能力进行赞扬，接着笔锋一转，引用巨鹿之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项羽没有在战前进行细致的谋划，缺乏思索和谋略，才失去了称霸天下的机会。
在结尾段，苏洵并没有把内容局限在项羽身上，而是用其他话题、富人和小丈夫来再次表明项羽的不足之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与首段相呼应。
《项籍》是苏洵的一篇典型议论文，也是苏洵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层层论述和深入，引用了大量的史实和典故，让文章的论据更加充分，更具有说服力，严密的逻辑使得这篇文章通俗易懂，简单的比喻使得文章浅显生动又形象。
《项籍》鉴赏
成败兴亡，一直是爱国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宋代国势衰微，外屈于辽、夏，内耽于逸乐，不图进取。对此，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爱国知识分子颇有一种危机感，发而为议论，往往带有鲜明的忧国忧民色彩。苏洵是北宋的议论家，在《权书》的序言中明确地说过，他的议论是“不得已于言”，对国事忧之于心而不得不言之于外。《项籍》是《权书》中的一篇论文，针砭北宋时弊，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忧思。
本来对项籍的评价，前人早有定论。司马迁在赞扬“政由羽出”的功绩时，就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即逞个人私欲而不以往古有成就的帝王为师。苏洵却不拾前人余唾，独具慧眼地从战略角度指出项籍的败因。
文章之始，即从战略角度立论。劈头提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这里的“虑”，通俗点说，就是战略考虑或谋略。接着，以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刘备有量而无才去烘托，以“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作一个小结。这就突出了取天下，治天下的“才、虑、量”三者的重要性。借古鉴今，苏洵是针对宋王朝的现实有感而发的。在历史上统一的王朝中，宋代国势最弱。由于统治者缺乏雄才大略，唯图苟安，国不富、兵不强。从宋太宗兴国四年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直至北宋灭亡，对外作战，连连败绩，丧师失地，一直靠求和、割地、纳币、送物，以求保存自己。对内则徭役、赋税沉重，冗兵、冗官、冗费开支巨大，阶级矛盾激化。积贫积弱，至神宗时已到了不得不变法的地步。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权归于最高统治者，国家的强弱，系于统治者是否英明。苏洵希望出现一个“才、虑、量”兼备的君主，但事实使他失望。忧之于心而言之于外，《项籍》表达了作者的忧思，蕴含着爱国主义的感情。
《项籍》一文的论点是： 项籍无战略考虑，故败； 论据是钜鹿之战。作者抓住钜鹿之战进行剖析，指出项籍进行钜鹿之战是战略上的大错误，“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不过是与秦将作毫无意义的拚命。由于战略错误，必然导致后来的垓下之败。项籍应置救赵于不顾，挥兵入关，占领关中，如此，章邯必弃赵救秦，那时逆而击之，既败秦兵又可遏阻刘邦先期入秦。再利用关中的战略优势，就可以直取天下。不这样做，就是没有战略眼光，必败。文章至此，已论证了项籍之败因，但作者没有到此为止，又以战略要地关中为论述对象，推论“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守什么呢？守战略要地。以战略要地为根据地，然后才能进可攻、退可守，反之，把自已摆在一个狭隘、闭塞的环境里，必然会导致失败。因此，要敢于开拓，不要拒户而守就成为这篇文章的结论。这结论很精彩，一是拒户而守是无才、无虑、无量的表现，二是拒户而守的宋王朝必败，三是其批判锋芒已针砭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点的保守落后的民族痼疾。
严格地说，《项籍》这篇论文，其论点、论据也并非无懈可击。如以才、虑、量立论，这三者的概念易流于空泛而不确定； 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不说是逻辑推理和论证上的缺陷。然而，瑕不掩瑜，它立意新颖，气势雄浑，艺术性强，确是一篇好文章。这篇文章苏洵鲜明地表现出自已的新探求、新见解。其一是以战略的观点去评价项籍，其二是以钜鹿之战去论证项籍战略错误，其三是对刘备、诸葛亮以蜀为根据地持否定态度，均发前人之所未见，使人读后，思路顿开。文章写得很开阔。本来，从战略角度去观察、剖析历史事件，视点高，视野自然也就比就事论事要开阔得多，再加写得环环紧扣、波澜迭出，全篇以“取天下”为文眼，把才、虑、量纳入其范围。先从反面入手，点出无取天下的才、虑、量，终身无成，再从正面论述才、虑、量的具体表现。要目光远大，有所弃才能有所得，“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确立了先纵后收，才能成功的辩证观点。接着转入论证，仍以取天下去统领全局。由于作者抓住了战略观点，形成高层建瓴之势，全篇或正或反，或开或合，写得恢宏开阔，充分发挥了议论散文的特点。作者的写作手法上也表现了高超的技艺： 首先是烘托、排比手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头就用三个排比句，前一个是立论，后两个是烘托。排比加强了气势，而用曹操、刘备去烘托，使内容更为深厚可信。随后，以“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突然来一个收煞，使行文波澜起伏，曲尽其妙。然后，再宕开笔去写才、虑、量的具体表现。二是语言铿锵有力。节奏分明，变化多端。如第一段最后一句，一连用了六个“不”字。“不取”“不攻”“不就”“不避”“不怒”“不喜”，六个动词，各下相同，各表其意，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效果。三是设问辩驳。本文有两处设问辩驳，都相当精彩。一问是“籍必能人秦乎？”再问“秦可入矣，如救赵何？”这两问皆对钜鹿之战的否定而发，而钜鹿之战则是项籍缺乏战略眼光，导致失败的诱因。设问的运用，打破了文章平铺直叙的格式，而后面的答辩，更显出从容不迫、恣逸豪放的气势。四是援古证今，举例恰当。如举田忌围魏救赵的古例，说明项籍入秦也必能救赵。最后一段富人与小丈夫的例子，含意则更深远。进取者成、保守者败，已昭示出兴亡的规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