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右相张浚之子。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南宋理宗淳祐初年(1241年)从祀孔庙,后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张栻后代
张栻后裔繁多,现湖南涟源(原安化县)白杨、冲头、马头、大范等张姓大多为张栻之第七世孙张万全之子伯瑛、叔瑛、季瑛(张汝诚)、琨瑛、玉瑛、仲瑛、孟瑛、金瑛之后。每年在农历6月30日季瑛公生辰日,此支张姓后裔均会在白杨进行祭祖活动。
另一支世系为张栻(南轩先生)——张焯——张明义——张翔——张庚——张忠志——张万四(字登龙,又字秀成)——张梦松——张国辅——张文遂——张良臣。今有张良臣之子必文、必庆、必达、必遇、必胜、必禄、必全、必贤、必才、必亮、必明、必照、必兴等十三人之后裔,现广泛分布于湖南之邵阳、洞口山门、衡阳、娄底、湘潭、四川之德阳、广汉新华、中江兴隆、什邡、绵竹仁圣宫、三台新鲁镇、资中大有乡、威远、泸州以及重庆、贵州等地区,此支后裔时常在清明时节致祭宁乡、绵竹之祖墓。
张栻介绍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胡宏一见,知其大器,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后历知抚州、严州、吏部员外侍郎、起居郎侍立官兼侍讲,再历知袁州、江陵,淳熙七年(1180)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十卷、《孟子说》七卷,后人合刊为《张南轩公全集》。尝作石鼓书院《武侯祠记》、《风雩亭赋》,并亲书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刻碑嵌于合江亭壁。卒谥宣,葬于湖南宁乡沩山(又名官山,为衡山之麓,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朱熹志其墓(《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理宗淳祐初年(1241)从祀孔庙,后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张栻教育思想
办学指导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教学程序
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具体方法
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知与行的关系
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张栻影响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张栻评价
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
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宋元学案》作者黄宗羲称理学中“湖湘学最盛”。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提出办学的主张,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评价张栻的思想:“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方。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子之礼,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主张“学思并进”,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以此躬行实践,影响甚著。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宋史·道学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