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僧，志南是他的法号，生平不详。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诸人的风头那么前。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宋人赵与《娱书堂诗话》卷上曾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激赏其诗，所使用的标准是有无“书生气”，实际上是宋代诗学理论探讨的问题之一。苏轼在《赠诗僧道通诗》中说：“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命题。他评唐代司空图“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二句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其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书司空图诗》)便明确表现了这一倾向。
他的对僧诗书生气的反对，也得到了不少诗人的赞同。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考察书生气的内涵，大约是指感情的枯寂，境界的寒俭之类，这本是与僧家生活和精神紧相联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林下风流”，似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说：“东坡言僧诗要无书生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书生气在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对那种最能反映诗僧生活状态的书生气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认可呢?苏轼诸人的说法其实是要把一切诗歌创作都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标准中，而抹杀其应有的独特性。这一点，甚至和苏轼本人经常在诗歌理论中所表示的对多样化的追求也是不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宁可理解为是他的一时之言，因为，从他的一些具体作品来看，也是并不缺少“书生气”的。话又回到志南的这一首诗，朱熹称赞其没有书生气，也是从士大夫的立场说的。这说明志南是诗歌创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无书生气，僧人都能写出好诗。